关于禁毒工作 习近平这些话句句铿锵

内容摘要：　这种争论会非常热闹，但很多时候也只是热闹。

这种争论会非常热闹，但很多时候也只是热闹。

此种情形中，警察的介入并非防止和排除危险，而只不过是改善A在证明方面的处境，故警察并无此等权限。即便实定法规范体现了便宜主义原则，警察的义务性介入亦受裁量权收缩法理的约束，对职权性介入的规范也可借鉴这一法理。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2条第3项将受害人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列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一种情形，其所设想的司法适用场景，正是治安案件中的受害人提起行政诉讼。[57]参见前引[39]，Scholler等书，第346页。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公安机关不予处罚。奥托·迈耶也认为，民事上的不法行为无疑也是对公共善良秩序的妨害。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鉴于公安机关滥用公权力介入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的情况时有发生，公安部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通知。

[69]参见前引[46]，関根謙一文，第227页。诚然，警察尊重其他行政机关处理权的前提是其熟知其他行政机关的权限，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任何行政机关都不可能既通晓本机关负责执行的法律，也通晓其他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的法律，[51]这就给辅助性原则的适用造成了障碍。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程序的有无与正当程序并不能画等号。

二是形式一致性，即要求监察法典的编纂应当注重相同概念、规则、制度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概念、规则、制度之间的协调性，避免前后矛盾与重复。另一方面，实践中诸多地方智慧亦可资利用。立法上的不必要重复不仅会导致监察法规范臃肿，也会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如当前《监察法》与《监察法实施条例》、监察规范性文件之间均存在诸多不必要重复。具体而言：第一，部分重要制度缺乏规范支撑。

监察法典还须与整体法秩序保持协调。因此，监察法典编纂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通过正当程序原则检视当下监察法规范并进行适度调适。

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分别发挥监督作用，但出现同体监督乏力、异体监督缺失、党纪国法断层、监察资源分散、对象难以周延等困境，无法形成腐败治理合力。法典作为立法的高级形态，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即指出：对某一领域有多部法律的，条件成熟时进行法典编纂。第四，进一步推进监察活动法治化。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后，纪检、行政、检察三机关的监督权实现整合，形成具有独立地位的以权力监督为任务的监察权。

具体而言，监察法典的人权保障底色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 第一，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同样，有研究指出，德国环境法典编纂失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联邦与州之间存在纵向利益冲突，以及联邦部门之间存在横向利益冲突。可见，价值上的自足性是法典化的前提。监察法典是规范监察活动基本秩序的法律，也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监察法如何实现法典化，这其中包含两个核心议题：其一，监察法典的编纂需要遵循哪些核心要求？其二，监察法典的基本框架应当如何设计？ （一）监察法典的体系性要求 法典编纂的意义在于实现法规范体系化，这意味着体系性是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可见，在法典编纂过程中，规范性文件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使监察法典更具操作性。

本文认为，我国需要制定一部《监察法典》以推进监察法治建设。因此，刑事诉讼法上的无罪推定、不受任意逮捕拘禁、不受任意搜查和扣押、获得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等正当程序权利如何安置，如何与监察对象享有的人身权、知情权、财产权、申辩权、申诉权以及申请复审复核权等法定权利相衔接，是监察法典建构时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监察立法的分散化是延续了我国大部分部门法的分散立法模式，表现为以《监察法》为基本法，随后制定《监察官法》、《政务处分法》等单行法律，以及《监察法实施条例》等监察法规。因此，以法典编纂为契机，通过集成式立法全面满足实践中的立法需求，一揽子解决问题。例如，《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关于管辖的规定就是吸收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中的部分内容。此外，监察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应当按照更加严格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标准进行控制，并建立人大主导的监察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以确保监察法规、规范性文件与监察法典之间的协调性。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监察法 法典化 。一方面，法典编纂以体系化为导向，而非以问题为导向，因而具有统一的立法思路。

最后，受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影响，关于纪检监察活动的党内法规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亦可作为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对监察法典编纂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四）监察法典的基本框架 欧陆国家的法典体例通常采用总—分结构。

监察立法的粗放化是由于监察体制改革初期缺乏足够的立法经验，从而采取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策略。可见，监察法规范对通缉对象作了立法上的扩充，从而可能对法秩序的统一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要确保监察法典与多线程改革之间的适配性，尤其要处理好监察体制改革与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与《民法典》所采取的两步走策略有明显差别。

第二，部分规范含糊其词最后，受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体制影响，关于纪检监察活动的党内法规以及党内规范性文件亦可作为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对监察法典编纂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二，监察法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继《民法典》之后要启动环境法典教育法典、行政基本法典的编纂工作。

立法是明确性原则落实的首要方式。在地方层面，规范性文件更是层出不穷，如《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出台后，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陆续制定相关工作办法。

监察法典还须与整体法秩序保持协调。因为分化与独立是程序的灵魂，同一主体享有多项不同性质的权力时，应当贯彻程序分离原则。

（三）监察法法典化的现实条件充分 第一，体制条件适配。在内容设计上，分则部分可以围绕组织编、活动编、监督编、救济编展开，从而建构完整的监察法规范体系。

可见，价值上的自足性是法典化的前提。同时，依托法典编纂的过程，亦能对现行法规范中冲突的部分或过时的部分进行系统性的修正与清理。（二）监察法典的开放性控制 若不保持监察法典的开放性，将可能导致监察法典僵化，监察法规范无法适应以及推动社会发展，从而出现解法典化危机。一方面，要确保监察法典与相关部门法以及党内法规协调，注重不同规范对监察法典可能产生的投射与约束效应，这亦是对当下法法衔接、纪法贯通要求的立法回应。

例如，环境立法正是由于缺乏系统的立法规划与立法思路，导致多部生态环境保护单行法被不断修改，浪费了大量的立法资源。法治化 以《民法典》为契机，我国正进入法典时代。

而《移送清单》与《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没有保持一致，《移送清单》上增加了调取、查封、扣押清单这一并非独立的证据类型。监察法典可以归类为集成式法典。

（二）监察法法典化的规范基础具备 判断某一领域法律是否到了法典化的恰当时机，最为直观的依据便是作为法典编纂规范来源的相关法律是否初具规模、初成体系。首先，法典化进路有系统的立法规划，属于整全性立法，能够有效避免无序立法、低效立法、冲突立法、重复立法。